1945年秋，龙云离开云南赴重庆，昆明政坛顿时风声鹤唳。曾依附龙云而稳固的地方秩序，转眼只剩下卢汉一人承担。表面上他被推为省主席，实则深知这是套在头上的无退路枷锁：国民党中枢随时可抽调滇军骨干远赴他乡，使这支部队失去根基。

接下来几年，卢汉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件事：保住自己的兵和摸清形势。抗战结束后经济崩溃，社会动荡，滇军虽扩编名义上兵力可观，但并非中央绝对信任的嫡系。到1948年东北战局突变，西南各地军阀既派人打探战局，也有人暗中与中共联系。云南一线的联系由民盟成员杨维骏负责，杨与卢有旧交，几次往来让卢显露出转向的意向，但行动仍谨慎。

他反复叮嘱手下“审时度势，先留余地”，并通过派系交流、向边区送弹药等秘密动作试探局势。1949年2月，昆明发生金融骚乱并引发血案，中央舆论点名批评，卢汉一度被视为“不可靠”。他连夜与杨维骏交涉，起草并递送了有关云南和平自救的方案，但与此同时省内的监控和压力也在增加。

数月后，他接到重庆的召见令，内外劝阻不断。卢汉权衡利害，深知赴京可能一去不复返，但不去又会被视为背叛。经斡旋他得以返回昆明，但随即面临来自中央要求捕共、处决异己的强硬指令。卢汉以拖延、装病等手段周旋，并借副总统李宗仁的影响争取释放了部分被关押的学生与市民，心里更坚定：云南不能再被外力牵着去当炮灰。

1949年12月，中央代表张群等人劝他率部撤往贵州避险。卢汉则采取了不同策略，他以“留客保护”之名将张群等要员集中，随后又让他们离开。这一举动在外界看来是冒险之举，也为人诟病——有人认为他放走中央代表是重大失算。北方的中共中央对云南的态度一度犹豫，电文迟迟未到，昆明一度陷入三天的静默与不确定。

面对质疑，卢汉沉着回应：“箭已在弦，不能回头。”12月11日，来自毛泽东、朱德的复电终于到达，表示欢迎云南起义并指示整编武装、维持社会秩序。卢汉随即下令将滇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，并配合西进部队整肃部署。不到半月，解放军先遣队入城，交接和平完成，昆明未见大规模冲突，百姓的日常生活基本得以安稳延续。

后人常问若当初不放走张群结局会如何，历史没有如果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卢汉在动荡中以有限的筹码换来了云南相对和平的改换旗帜，使滇军以完整兵力保存下来。对于一位在旧体制中走过半生的地方首领而言，这或许是他能为家乡做出的最后一份选择与回报。